“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”是哪一派的观点?

“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是我们在古装剧中经常能看到的一句台词，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，所以能够决定任何人的生死。实际上古人是把君和忠联系在了一起，君让臣死，如果臣不死便是不忠，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“父要子亡，子不亡视为不孝。”我们也知道古人把“忠孝“二字看的比什么都重要，但不如这样一个极端很明显是不正确的，那这种想法究竟来源于哪种文化呢?

“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是儒家的观点吗，儒家又是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呢?

“忠”与“孝”是儒家的两个重要概念，包含于我们常说的“八端”即“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”之中。对于这两个概念，我们自以为熟知，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“忠”便是忠诚，即无条件的忠诚于君主;“孝”便是孝顺，即无条件的服从父母。

但熟知非真知。究其原因，是由于我们蔽于流而不知源。后世小说家常说：“君叫臣死，臣不死是为不忠;父叫子亡，子不亡是为不孝。”这两句话在市井中传播甚广，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便是儒家的主张。其实并非如此，儒家恰恰是反对愚忠、愚孝的。我们无论是溯源于先秦还是后世儒学，都可证明这一点。

先秦时期，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，在政治上提出“德治”的主张。他认为臣子对于君主并不是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，而是一种对等的关系。他说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臣子忠于君主才是必要的，因为这符合孔子“君君、臣臣”的原则。孔子一生周游列国，以求见用于当道便是为了寻求明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而不是一味的愚忠于自己本国的君主。近年来出土的郭店楚简有一篇叫作《鲁穆公问子思》，鲁穆公问道：“何如而可谓忠臣?”子思答曰：“恒称其君之恶者，可谓忠臣矣。”这便是说明一个臣子的本分不在于阿谀奉承，而是能够犯颜直谏，指出君主的错误和过失，只有如此，方是真正的忠臣。

到了孟子那里，则提出了“仁政”说，认为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一个只有以民众利益为重的君主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，否则就应该推翻他，正如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”一样，这是吊民伐罪之举，具有天道之合理性。他说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后来的荀子也继承了孔子的思想，认为“从道不从君，从义不从父”即认为儒家的王道理想高于现实的政治，应该以王道理想为依据，而不是一味的逢迎君主。

以上便是儒家关于“忠”的主张，我们在儒家经典中也可以看出先秦时期还未出现绝对的尊君观念。

所谓的“忠”除了强调合乎道义的忠君外，最重要的还是强调对于朋友的“忠”。如《论语》中，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······”。此外，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鲜矣”。孝悌不仅优先于忠信，而且在《论语》中出现的次数更是多于“忠信”，可见在孔子那里，“孝悌”的价值是高于“忠信”的。

儒学发展到汉代，在汉武帝时出现“独尊儒术，表彰六经”的状况，儒学获得了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。此时虽然已经由周代的封建制变为郡县制，但宗法制的传统还存在，孟子说：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”，这便是我们常说的“家国同构”。基于此，统治者意识到，用于处理家庭、宗族内部伦理关系的“孝”是可以被扩充到社会上的，这便是《礼记》所讲的“资于事父而事君则敬同”。因此，《孝经》在汉代极为重视，不仅将“举孝廉”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;皇帝的谥号中还含有“孝”字，如汉孝文帝、汉孝武帝等，这便说明了统治者对于“孝”的重视。

《孝经·开宗明义》便说：“夫孝，德之本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将“孝”伦理政治化，将其视为国家实行政教的根本。又说道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;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”这里便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。

在《孝经·事君章》也说道：“君子之事上也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。”这里的“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”便是强调对国君正确有益的政令要积极的奉行，以使其德政能够顺利实行;但同时也强调对于国君的过错和失误要及时加以纠正和补救，以使其恶政暴行能够受到制止。

在《孝经》中最为精彩的便是《谏诤章》，曾子问道：“敢问子从父之令，可谓孝乎?”孔子则明确对之加以否定。孔子认为：“父有诤子，则身不陷于不义。故当不义，则子不可不诤于父，臣不可以不诤于君。故当不义则诤之。从父之令，又焉得为孝乎?”

什么是谏诤?刘向在《说苑·臣术》中说：“有能谏言于君，用则留之，不用则去之，谓之谏;用则可生，不用则死，谓之诤。”由此我们可见一个真正的忠臣孝子不是一味的“顺”，有时该“逆”的时候还得“逆”。不要一味的无条件的愚忠愚孝，因为父母、君主总有糊涂的时候，如果不加以及时的阻止他们，就会让他们犯下更大的过错。如果是这样，便会毁坏他们的名节。可是后来的腐儒、小说家呢，严重的曲解了儒家的本意，提出“君叫臣死，臣不死是为不忠;父叫子亡，子不亡是为不孝。”的极端言论。这也不得不让我们唏嘘“经是好经，可惜让歪嘴的和尚念歪了”。

但是，翻开历史，我们发现历史上虽然有很多愚忠愚孝的行为，但也不乏敢于犯谏直谏者。如唐代的魏征，明代的海瑞，他们敢于逆龙鳞，勇于指出皇帝的过失，不仅体现了一个臣子的赤胆忠心，也让人们明白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“忠”。

通过以上说明，我们更加明白无误的了解到儒家不仅反对愚忠愚孝，还提倡诤子和诤臣。

所谓的忠一方面是指君王的行为符合道义时，要积极的奉行;另一方面则是指君王的行为不合道义时，应该及时谏诤，以使其免于错误和过失。所谓的孝也是一方面指父母的行为合道义时，应该积极的顺承他们，反之则要做诤子，以及时匡正他们的过失，维护他们的声誉。